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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並沒有準確定義，不同的經濟學家也對資本主義有不同的定義[1]，一般而言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學或經濟社會學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歸私人所有，並藉著雇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裡，商品和服務藉由貨幣在自由市場裡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2]，依照各自的利益採取行動。大多數已開發國家都被視為「混合經濟」[3]，因為其政府掌控了生產的工具，並且對經濟實行干涉主義，而非全然的資本主義。更多...資本主義也被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4]
「capital」一詞来源于对动物的买卖及占有，「capital」源于拉丁词语“capitalis”，“capitalis”則源於原始印歐語的「kaput」——意思是「隻」，「隻」是一种在远古年代的欧洲测量财富的方式：一个人拥有越多「隻」牛，那么此人也就越富有。“chattel”（意思是商品，动物或奴隶）和「cattle」（牛）这两个字也是从「kaput」衍生而来的。
在许多语言中，货币的名称以及某些经济学理所用的术语至今仍然保存着它们与动物买卖及原始贸易在词汇上的联系，譬如“fee”（费）是从高地古德语中的“faihu”（牛，钱）一词衍生而来，“rupee”（卢比）是从梵文中的“rupya”（银）一词衍生而来，“buck”（一块钱）原指一种鹿皮，“pecuniary”（金钱的）是从拉丁文中的“pecu”（一个人的牛群及羊群）一词衍生而来，“stock”（股票）是从英文中的“livestock”（牲口）一词衍生而来，“peso”（比索）是从梵文中的“pashu”（牛）一词衍生而来，等等。
“Kapitalist”一詞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表的《共产党宣言》裡第一次出現，不過，宣言裡並沒有出現後來德語裡與“capitalism”同義的“Kapitalismus”一詞。第一個使用“capitalism”一詞的是英國小說家威廉·梅克匹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他以此表示大量資本的所有權，而非一種生產制度。1867年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使用了“資本家”一詞來稱呼資本的所有人，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使用了「資本形式的生產」（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form），並在资本论裡使用“Kapitalist”和“capitalist”等名稱（表示資本的私人所有人）。不過，第一個使用「資本主義」一詞來形容生產制度的是德國經濟學家維納·宋巴特（Werner Sombart），於1902年的著作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裡。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马克斯·韦伯也在1904年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使用這一詞。
辭典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總是不斷改變。例如，1909年出版的《世紀辭典》（Century Dictionary）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是：

擁有資本或財產的國家；和對於資本的佔有。 眾多資本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以及，對於大量或聯合的資本的權力或影響力。 至於當代的定義，或許是因為受到了19世紀的哲學和意識形態爭論的影響，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經濟制度”（如同宋巴特和偉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一個由私人或公司擁有資本財的經濟系統，經由私人的決定進行投資而非經由國家的控制，以及價格、生產、銷售產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場所決定。」
不過，英國1987年版的《牛津英語辭典》將其定義為：「佔有資本的狀況；資本家的身分；擁護資本家存在的制度。」這與美國辭典的定義差異也或許是因為意識形態和詞源解釋不同而造成的。


資本家理論
許多人強調對於资本的私人所有權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或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對於資本聚集和資本主義機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些人則以階級的分析來研究資本主義，包括了社會的階級架構以及勞工與資產階級間的關係。一些人則注重国际贸易制度的發展。不過，資本主義所假設的本質，是一個允許人們藉由貨幣貿易來追求利潤的社會。在敘述資本主義時，哈耶克指出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自我組織特質，經濟並非交由政府進行管理，而是依賴自由價格機制來協調資源的分配。許多人例如亚当·斯密主張個人追求各自利益的價值觀，以反對利他主義提倡共同替「公共利益」服務的主張。他們認為藉由個人和公司追求各自的利益才能創造更有效的社會利益。人類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則主張亞當·斯密當時主要只是論述一個生產的組織時期。對波蘭尼而言，資本主義與早期的商業時期的重商主义不同，因為資本主義將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商品化了。而重工主義則是在產業的工廠制度轉變為國際化的商業架構過程中所浮現的問題，在歷史的角度上，這個系統需要一個能確保支援產業成分的機制，才能將其商品化；而不是透過自我組織的行動過程。他以此推論認為國家必須有力而緊密地干預經濟。這些理論家也注意到歐洲國家在16世紀至19世紀之間的各種經濟制度的改變，尤其是在個人和團體以「公司」（或法人）形式來買賣資本產品的權利問題上，以及對於土地、勞工、和貨幣（參見金融和信用）在自由市場上（參見貿易）的買賣，並且也改倚賴國家來保護私人財產的權利，而不是透過封建形式的保護和義務制度。由於資本主義一詞的模糊定義，討論和爭議也由此浮現。特別是在對於資本主義是否為一種真正的制度、或觀念的爭論上，例如它是否真的在經濟學上被運用？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資本主義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存在？（參見混合经济）。在歷史的觀點上，也有爭論圍繞於資本主義是否存在於特定的時代或地理區域，又或者資本主義是否於各種時代和地點都曾存在過。一些人將資本主義解釋為純為的經濟制度，一些人則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的結合。


資本主義與其他經濟制度的比較
資本主義與封建制度對照之下，在封建制度裡君主控制了立法權力和宣稱土地所有權的權力—而無需去購買土地。君王將土地授與封臣（或稱諸侯），封臣則對君王提供各種服務，封臣也以農奴來耕作土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照之下，在理論上社會主義制度裡的生產工具是由人民集體（或國家）控制並運作。若與共產主義比較，共產主義制度裡生產工具是集體所有，而不是由老闆或雇主所有，而生產過程也是集體化的，以達成「廢除資產階級的財產（私人財產）」[1]。另外，如同卡尔·马克思主張的，勞動的產品也是「依據每個人需求」直接分發[2]，而「購買和販賣」則被廢止。（共產黨宣言）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也反對计划经济，在計畫經濟裡「經濟的要件（如勞工、資本、和自然資源）都受到政府控制和管制，以達成政府所預期的經濟發展計畫」[5]。資本主義也被與社團主義（Corporatism）相比較，在社團主義制度裡私人企業與政府緊密勾結，表面上則宣稱為了國家的利益服務。正處於阶级斗争階段（以及革命時期）的國家在物質上也會出現重大改變，例如工業化的發展，並產生戰時經濟和商品化的特色。参与型经济和議會共產主義(council communism)則是其他形式的制度，勞工與消費者的議會利用自治的方法來達成決策，並反對由大企業或國家企業控制經濟。


資本主義的歷史

芬蘭議員安德斯·屈德紐斯成為第一個提倡貿易和產業自由以及自由主義原則的人。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一書使他被稱為資本主義之父。大多數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理論家都是在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出現的，例如在工业革命和歐洲的帝國主義時期（例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大萧条時期（如凯恩斯）和冷戰時期（如哈耶克、佛利民）。這些理論家定義資本主義為一種資本由私營的個體們（有時也被稱為「資本家」）擁有的制度，而經濟的決策和決定是由市場進行—亦即藉由販賣者和購買者之間透過協議所進行的貿易；藉著市場的智慧和企業家精神，以及由法律保護的財產權和契约制度來運作。這些理論家也試著解釋為何資本主義能產生比由政府介入的經濟更大的經濟成長。（參見經濟學、政治哲學、自由放任）芬蘭國會議員安德斯·屈德紐斯（Anders Chydenius）在1765年出版了The National Gain一書，成為第一個提倡貿易和產業自由以及自由主義原則的人，11年後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國富論一書。對於資本主義的概念也隨著時間而不斷改變，也隨著政治觀點和分析方式而有所差異。亞當·斯密所支持的經濟自由主義專注於人類私利所扮演的的啟蒙角色（「看不見的手」），以及特定的在增加資本聚集效率上所扮演的角色。一些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如米爾頓·佛利民、艾茵·兰德、和阿伦·格林斯潘）都強調自由市場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相信自由市場能提升個體間的合作、創新、經濟成長、以及自由。一些人（如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資本主義的樞紐在於一個能讓產品和服務於市場進行貿易的經濟制度，而資本產品屬於非國家的實體所有，在全球的規模之上運作。對其他人而言（如卡爾·馬克思），資本主義則被定義為一種在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社會關係，導致了勞工市場的產生，大多數人為了生活而必須出賣他們的勞力。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則主張，由於經濟自行組織的現象，沒有經過政府計畫和指引的經濟將會有更優越的效率。許多人將資本主義作為市場經濟的同義詞。
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色
擁護者和批評者們都同意資本主義擁有以下的特色：私營部分、私人所有权、自由企業、利润、財富的不平等分配、競爭、自我組織、市场（包括勞工市場）的存在、以及追求私人利益。至於由政府大量干預經濟—包括由國家掌控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混合一些自由市場特色的經濟制度通常稱為混合经济，而不是資本主義[3]。如果政府干預的程度遠遠高過私人的決策部分，那麼這種經濟則被稱為中央集權。一些人如米爾頓·佛利民則反對任何政府對經濟進行的干預。依照一些定義方式，所有的已開發國家都屬於資本主義制度，或者是根基於資本主義上的混合經濟制度。一些人則認為全世界已經結合為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制度，甚至是那些仍拒絕資本主義的國家，也都在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裡運作。
對生產工具的私人所有權
阿米希人牧場裡的牛隻資本主義的必要特徵是以法規制度來確立和保護私人的財產，尤其是對生產资料的私人所有權。私人財產權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便已存在，例如古羅馬[4]，但對於這些權利的保護則較為困難，因為當時羅馬便沒有警察存在[5]。羅馬和一些早期的制度經常逼迫弱者付費給有權勢的庇護人或貴族以換取保護。擁護者們主張，穩固的財產和法律制度使資本主義能促成：1.最大的獨立性；2.更清楚而確實的所有權；3.統一並整合全國的財產法規和財產資訊；4.藉由懲罰貿易中的詐騙行為來提升信任；5.藉由更正式而複雜的所有權書面契約，將能更輕易的分擔風險和公司中的所有權；6.藉由更多借貸的擔保項目，新的投資計畫將更容易借貸資金；7.更容易獲得可信度更高的借債信用歷史和財產價值的情報；8.強化財產所有權契約文件的代替性、標準性、和可移動性，替全國性的市場架構鋪路，並能使個人和公司實體更輕易的轉移財產。而這些全都能促進經濟的成長。
與社會主義相較，資本主義堅持私人財產的個人所有權，特别是生產工具的私人所有權。資本主義的支持者經常強調，在生產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況下，將能最大化經濟的生產力。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主張「在歷史上，生產工具的私有化程度，是和人類從動物狀況進化至現代文明的發展一致的」[6]。在現代，每個國家裡的生產工具多多少少都有一部分歸政府所有，不過，只有絕大部分的所有權都歸私人擁有的經濟體系才能被視為資本主義。


私人企業
在資本主義經濟裡，絕大多數的生產能力都屬於以追求利益為目標的公司組織所有。這包括了一些早期經濟系統存在的組織如獨資企業和合夥公司。在資本主義體制裡的非利益組織則包括合作社、存款互助社、和公社。資本主義制度更獨特的組織是法人，可以用作利益和非利益的用途。這種實體在法律上能如同自然人一般承擔法律責任，這也替公司的股東創造了獨特的優點，使股東只需承擔有限責任。特定形式的法人則由股东所有，股東在市場上買賣他們的股票。股票也將公司的所有權轉化為可貿易的商品—所有權的權利被分割為股票的單位，使它們更容易被買賣。這樣的股票貿易首先於17世紀的歐洲出現，並從那時開始逐漸擴張和發展。當公司的所有權由許多股東分攤時，股東們通常能依據其持有之股份投票行使公司內部的權力。鹿特丹的一間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裡，銀行扮演著買賣貨幣和提供資本的角色。在更廣泛的程度上，生產能力的控制權是屬於公司的股東們。在法律的限制和公司的財務能力內，每個公司的股東能決定要如何使用生產能力。在更大的公司裡，公司的權力架構通常有一套等級制度或者管理的科層制度。重要的是，公司的股東能取得公司所產生的利潤或收益，有時候是藉由股份紅利的制度，有時候則是藉由以更高的價位來售出他們所持有的股票。他們也能將這些利潤再次進行投資，進一步擴展公司的利潤和價值。他們也可以將公司變賣，賣出所有配備、土地、和其他資產，並分攤變賣所得的資金。賣出生產能力的所有權通常都是最大化的價格或是淨現值法的價格，以預估中未來公司能產生的利潤為基準。因此利潤的刺激將能促使公司的股東行使他們的權力以促進公司的生產能力。不同的股東也對這種刺激有不同的程度—有些人會販賣他們所持有的比率，有些人則試著增加他們所持有的價值。無論如何，這種利潤的刺激總是存在著，許多人也將其視為是資本主義經濟能繁榮成長的主要因素。同時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則認為這種給予公司股東的利潤太大，並使股東能夠名正言順地獲得勞工生產的所得，一些人則認為這種利潤刺激只能鼓勵股東去創造利潤—而並不一定會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一些人則指出，股東們為了獲取利潤，必須滿足其他人的需要才能使他們願意付費。而且，儘管在資本主義體制裡非利潤的組織和公社也都能合法的進行生產，但人們通常都傾向於購買追求利潤的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當一個公司創立時，最初的所有人通常會提供一些金錢（资本）來購買或借貸一些生產的工具。舉例而言，公司會先購買或借貸一塊土地或一棟房屋，購買機械並雇用勞工（勞動力），或者由資本家自行提供勞動力。而勞工生產的產品則成為資本家的財產（在這裡「資本家」一詞指的是擁有資本的人，而不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人）並且由勞工替資本家販賣產品，或者由資本家自行販賣，販賣所得的資金也屬資本家所有。資本家則向勞工支付勞動的酬勞，和支付其他的成本，並保留其餘的資金作為利潤。這些利潤可以用作許多方面，資本家可以此消費，或將其進一步投資在研發新產品或新技術上，或者以此擴張商業的版圖，以追求更多利潤。如果需要更多資金來擴展事業，資本家則會向他人借貸資金，並以信用保證會償還本金和利息。
私利和利潤
艾茵·兰德的客觀主義哲學認為一個人生命中的道德目標便是將追求個人的利益。個人對私利的追求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成分。在這樣的經濟制度裡，「擁有土地和資本的物主們，以及他們所雇用的勞工們，都能自由使用他們的資源和勞動力進行生產以追求最大的利潤。」[6]許多理論家如亚当·斯密和艾茵·德認為個人對私利的追求能使整個社會變的更為富裕。亞當·斯密被廣泛認為是資本主義之父，他認為利己的行為比宣稱替「公共利益」服務的利他主義更有效率多了：「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一個人將能更有效地提升這個社會。我從來沒看過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為了「公共利益」而干預貿易的人達成的。（國富論）」 艾茵·兰德或許是最坦率支持資本主義裡追求個人利益的了，她在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一書裡寫道：「美國的富裕並非是由那些替公共利益犧牲的人所創造的，而是由那些追求各自利益和私人財富、具有生產力的天才自由人所創造的。」[7] 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也擁護資本主義裡追求個人利益的重要性。他主張公司並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唯一的責任就是替股東們增加利潤，只要不在過程中使用詐騙的行為即可。他主張公司在追求其利潤的同時，只要不使用詐騙和欺瞞的行為，就都能替這個社會帶來利益。佛利民並沒有主張公司不應該協助社會共同體，而是主張只要公司投入的是長期的事業那他們便會「貢獻資源給社會共同體的設施……」以「提升商譽」，以此來提升其利潤。其他一些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則反對聚焦於自我利益上，例如美國全食市場（Whole Foods Market）的首席執行官John Mackey在Reason雜誌的文章裡談到，替顧客和社會服務是出自「愛」而不是自我利益(重新思考商業的社會責任, Reason 雜誌, 2005年10月)。藉由對利潤的追求來達成自我利益是資本主義的必要特色。利潤是藉由販賣產品的所得高過其生產成本而獲得的。一些人認為追求利潤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马克斯·韦伯主張「資本主義與對利潤的追求相同的，由刻意而理性的資本家們進行。」不過，那並非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特色，古代狩獵採集時期的社會也有交換和貿易的利益行為。在資本主義裡，利潤是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成長的利潤部分又再次進行投資，而不是將其消耗掉。
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的概念在於所有針對貨幣、產品、和服務的經濟決定都以自願為基準，免於受到強迫和詐騙的影響，這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必要特色。其他一些經濟制度則阻止個人擁有生產工具（包括利潤），或強迫必須共用之，同時一部分經濟的決定也受到強迫的影響，這都不能被視為是自由市場。在理想的自由市場制度裡，所有的經濟決定都不能被強迫影響，相反地，它們是由個人之間互相貿易、談判、合作、和競爭來決定的。在一個自由市場裡，政府或許會扮演保護的角色以阻止市場的參與者使用強迫力量，但並不會主動地進行干涉；這種情況被稱為自由放任。不過，一些人主張資本主義是可以與獨裁主義的政府並存的，或者一個自由的市場可以在沒有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存在（參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個法律系統會承認並保護財產的權利，提供財產的所有人自由販賣他們財產的權利；如果沒有人願意購買那他們也有權利繼續擁有之。依據資本主義的標準理論，如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所主張的，當個人進行貿易時，他們通常更注重於評估產品的價值，而不是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如果產品沒有那個價值，那他們便不會進行貿易，保留他們評估認為價值更高的東西。這個概念也說明了在貿易中雙方都曾評估認為自己會因此獲利在自由市場裡，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是由買賣雙方的價格協議所決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所指定。這個價格是購買者願意支付購買商品的價格、和銷售者願意賣出其商品的價格，直接由供给和需求（以及貿易的數量）所決定。用抽象的概念來說，價格是由供給和需求的弧線的平衡點所決定的，代表了購買者會願意購買（和銷售者願意賣出）特定數量的產品的價格。在平衡點上的價格將會導致供給過多，在平衡點下的價格則會導致需求提升。當購買者願意支付的價格與銷售者願意賣出的價格一致時，貿易進行同時價格也因此決定。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個自由市場是由自願的貿易所構成的，而沒有政府的干預和管制。舉例而言，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是由貿易雙方而非政府所決定。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自由市場是件好事，經常被用以正當化政府干預市場的理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市場失靈指的是那些市場無法有效提供或分配資源及服務的狀況（舉例而言，當市場沒有按照某些人理想中的情況分配物資時，市場經常被指責破壞了道德或社會公平）。一些人認為自由市場如果缺乏「完全情報」和「完全競爭」，那麼政府應該對此施加干預（參見完全竞争）。經常被舉出的市場失靈現象還包括了壟斷，市場資訊來源的壟斷（例如內線交易）、或是價格詐欺。透過自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工資也經常被批評會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另外一個對自由市場的批評則是外部性的問題，外部性會導致市場其中一方的行為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負面或正面的影響到了其他人，最常被舉的外部性例子是污染。整體來說，自由市場在醫療健保、失業率、財富不平等、以及教育等領域分配物資的表現經常被批評為市場失靈。同時，許多被視為是資本主義體制的政府也會在市場中施加價格管制，因此干預了自由市場的機制。這通常發生在經濟危機的時期，又或者是在一些被認為是有重要戰略位的產品和服務領域—例如電力產業在許多國家都受到政府的沉重管制。許多知名的經濟學家也分析了市場失靈，並且主張政府的確應該承擔起平衡這些市場失靈的工作，例如透過市場管制和補貼的計畫。然而，其他經濟學家，例如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以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則大力反對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預。他們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要被限制，不該以「市場失靈」為藉口干預經濟自由。他們認為市場失靈只不過是一種錯誤的概念，被許多人用以正當化政府施加強迫干預的政治行為—例如平等主義的目標。這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干預不但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造成更多麻煩，甚至會造成與原先這些干預所要達成的目標完全相反的結果。這些擁護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並不反對壟斷，除非這些壟斷是透過強迫手段避免競爭才達成的（參見強迫壟斷），他們並且指出在歷史上的壟斷往往是由於政府的干預造成的，而不是由於缺乏干預。他們主張最低工資法條只會造成不必要的失業，而取締內線交易的法條則會減低市場的透明度和效率，政府強迫施加的價格管制則會造成產品及服務的短缺。這些經濟學家通常是根基於實踐上的理論，但也有許多人是出自道德上的立場擁護資本主義，例如艾茵·蘭德便稱資本主義是唯一具有道德正當性的經濟體制。儘管通常會受到沉重的管制，金融市场能提供大規模的、標準化的、和更簡易的貿易債務、國際匯率、和對公司的所有權。农业、礦業、和能源業的生產也會有類似的改變。在人類歷史中市場一直存在著。在狩獵採集時期，人們通常以物易物交換他們的商品。貨幣的出現使得交換更容易進行，也讓中世纪的商品交易會得以繁榮發展。不過，每個社會（不同時間和地點）對於產品貿易的適當性都有各自的看法，也因此有時會對生產和特定產品的交易加以限制：要不是因為以這種限制來達成其他目標—例如穩固地方貴族/武士/首長的地位，就是因為認為特定產品能夠被貿易的概念是錯誤的。這些也都妨礙了真正的自由市場。即使在現代經濟裡，政府也不允許市場在許多領域自由進行；不過與中世紀授與同業公會的特權為例相比較，對於價格的限制已經相當寬鬆了。大多數的經濟都混合了自由市場和非市場的制度。一些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一定等同自由市場，他們主張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成分或是財產的權利會妨礙在貿易上的自由，其他人則完全否定「自由市場」的概念，主張自由市場是剝削性的、或是根本不存在。舉例而言，一些人認為透過自由市場而非政府所決定的工資是具有剝削性質的，主張那剝奪了勞工對於產品的所有權利，並且只能接受低廉的工資以賺取溫飽。然而，經濟學家則指出工資的減低就如同市場上的通貨緊縮現象一般：當勞動的價格下降時，那只不過表示市場上對這種勞動的需求減低了，又或者是這種勞動的供給過多，所以造成了平均價格的下降。
經濟成長和流動
艾茵·兰德所著的《資本主義：未知的理想》一書。書名反映了「資本主義尚未被徹底實踐過」的涵義，也因此仍是一個未知的理想。由貿易和財產作為核心角色的社會制度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為了促進資本的成長。測量成長的標準方法是稱為GDP的国内生产总值、產能使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以及生活的水準。在亞當·斯密的主張裡，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保持並改良他們所儲藏的資本的能力是自由市場設定生產、價格、和資源分配的重心。一般認為在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經濟出現前，世界各國的國內生產總額都相當低落，成長也較為緩慢。在那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成長則非常迅速[7][8]。在工業革命之前一些國家便已有現代資本主義的特色，也擁有相較之下更高的生活水準，這些國家包括了前4世紀的古希臘文明、1世紀羅馬的義大利、和15世紀的北義大利。17世紀的荷蘭也是很好的例子，當時荷蘭的人均所得遠大於其他的所有國家，也達到了18世紀英格蘭的生活水準，但並沒有如英格蘭一樣達成了工業革命。一般也認為較高的GDP人均所得能提升生活的水準，包括滿足或改進食物、住宅、衣著、醫療、減少工作時數並使老年人得以免於勞動。這些都無法在GDP過低時達成。
不過，經濟的成長並沒有被普遍認為是正面的，這種成長的負面影響被經濟學家稱為「成本的外部化」（參見外部性），除了別的以外，這些影響包括污染、對於傳統生活形態和文化的摧毀、疾病的散佈、為了資源或市場接觸而引發戰爭、。並產生了下層階級。在替資本主義辯護時，自由主義的哲學家以赛亚·伯林主張這些負面問題都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也不是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後果。企業家的經濟和一個社會的「成長」所標誌的便是經濟的流動性，流動性代表了在構成社會—經濟的架構裡的大規模改變。這種改變在人口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上相當明顯，也大幅改變了一個人一生真正能賺取權力。在標準的經濟學裡，資本主義提供了個人更多的機會去從事新的行業或進行商業冒險，使個人有機會更快的致富。相較這種不穩定的經濟架構，封建制度和部落社會有著較穩定的財富關係。而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則將更多財富分配給社會利益用途，也因此減少了收入的流動性，尤其是對那些擁有資本並想以此貿易的人而言。不過，收入的大量變動並不一定代表著收入的流動性—有些人定期接收薪資，薪資也隨著工作年數增加，並在年老時退休，而這種變動在本質上並不一定代表「流動性」。除此之外，許多勞工經濟學者主張，薪資的不穩定性代表風險轉移至勞工—尤其是特定的領域如農業勞工的身上，而使資本的所有人得以躲避風險。
自我組織
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指出這樣的經濟系統能夠自行組織成為一個複雜的系統，而無需外部的指引或計畫機制。這種現象稱為「自我組織」。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創造了「交易經濟」（catallaxy）一詞，意思是一個出於「自發秩序」市場，沒有中央控制（政府）的機構可以阻撓個人追求其目標的決定[9]。不過，在大多數現代經濟裡國家都引導某些程度的中央經濟計畫（如以國家的中央银行設置基本利率），表面上看來是企圖增加經濟的效率、減低經濟循環的易變性、和推動特定的社會目標，但即使這些有限的控制都會產生問題，因為要預測經濟在未來僅僅一年或兩年的狀況都是極度困難的。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便主張大萧条是因為联邦储备系统的錯誤政策所造成的。一些經濟學家使用混沌理论主張，對長期的經濟發展作出預測是不可能的。他們的觀點分散了經濟計畫的本質，並發展為資本主義裡的重要力量之一，主張資本主義允許嘗試各種的解決方法，而現實世界的競爭通常能找出解決新興問題的好方法。這些理論反對在計畫經濟裡以中央計畫運作社會的方式，這種方式通常因為錯誤的預測而選擇了錯誤的解決方法。一個可能的例子便是索馬利亞的經驗，原先被嚴密管制的電信產業在政府垮台後則「繁榮」的發展，而據報導指出這種繁榮正是因為缺乏政府的存在。[10]古罗马（尤其是共和國晚期至帝國初期）和宋朝的中國都有著一些資本主義的特色：沒有封建的封地、（微弱的）財產權利、一些經濟成長、和在當時相當先進的科技。許多爭論也聚焦於為何這些社會沒能產生他們的「工業革命」以達成現代的工業資本主義。一些說法認為這些國家都在他們的地區形成了壟斷，也缺乏與其他國家的競爭。於是統治階級開始變的自滿，而原本順利的制度則被翻轉以富裕某些特定的利益團體。許多新技術的發明都曾在歷史上諸多小國家競爭時出現過，如同在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的義大利，當時這些國家和城市都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地區。不過從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工業革命已頗為成熟時，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仍發生大飢荒，造成四分之一人口餓死英國政府卻束手無策，即使當時英國已從美洲進口大量糧食，私人財產權的觀念卻阻礙了英國政府提供足夠的糧食救援。這顯示糧食產量是否能跟上人口成長的速度，是社會能否將資源大量投入工業的重要因素，如同中國歷代文人官員所擔憂的過度獎勵商業會造成通貨膨脹，當時也很難判斷獎勵工業與科學是否對增加糧食生產有利，二十世紀糧食的生產科技與龐大產量是古人難以想像的。
什麼樣的經濟是「資本主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主張資本主義是個人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提供人類需求的產業是由企業方式所達成的」。在1920年他又提出了一個更廣泛的定義，這個定義包括了馬克思所言「上古」時期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藉由機會所製造的利潤（例如投機）—而不只是直接的商業行為 (Sayer 1996)。一些人則認為稱呼現代主要的產業經濟為「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些經濟體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依據經濟和商業歷史學家Robert Hessen的說法：「徹底的自由經濟（真正的自由放任）從來沒有存在過，但政府權力對經濟活動的控制自從18世紀以來便急遽升高，尤其是在經濟大恐慌之後……今天的美國，昔日曾是資本主義的堡壘，但實際上是一個「混合經濟」，政府在沒有透明或一致的原則下對經濟實行補助或限制。」[11]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也採取類似的定義，他們認為大多數現在的經濟體制都是偏差的資本主義—有時候被稱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同樣的，一些人使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一詞來區分「普通的資本主義」，認為兩者存在差異。一些人則認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一詞是不必要的，因為一般對於資本主義的定義便已經清楚表明必須有「自由市場」貿易的存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綠色組織、和反全球化者則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由資本家階級擔任統治階級的社會，這些統治階級並不會扮演保護「自由市場」的角色，反而會優先保護那些資本的所有人和公司。諾姆•喬姆斯基主張：「資本主義根本沒有存在過。如果有，也早已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消失了。」，自由意志主義者和其他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也可能會認同這種觀點。不過，即使在18世紀的美國，生產和銷售產品同樣被政府部門所管制，而且政府也對農業進行補貼，經濟的幹預也持續在19世紀進行。世界體系理論的支持者則認為全球已經結合為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如古巴）也都與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合作。主流的經濟學家們也有一部分人認為目前的經濟體制已經脫離早期的「資本主義」形式。
經濟自由度指數
在經濟研究上有時也會使用頗具爭議性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兩個最著名的指數之一是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所發布的，另一個是由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所發布的。兩個指數都試圖測量每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度，主要是以法規、政府幹預程度、私人財產權利、和貿易自由為主。經濟自由度指數將「經濟自由」定義為「人民對於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銷售、和消費不受政府的強迫和約束」[12]（這也被稱為自由放任）。他們以一些獨立組織如聯合國的資料來計算每個國家在不同項目上的分數，例如政府規模、稅賦比率、財產權利的安全性、自由貿易的程度、以及市場管制的程度。許多發布的資料也被其他獨立的智囊機構用作研究資本主義與貧窮之間的關係[13]。弗雷澤研究所主張實行資本主義越徹底的國家有著更高的國民所得、最貧窮的10%人口也有更高的所得、更高的平均壽命、更高的識字率、更低的嬰兒必死率、更多使用水資源的機會、和較少的腐敗現象。而資本主義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間最貧窮的10%人口所佔有的總收入比率也是相同的[14]。一些人則強調資本主義裡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小額貸款所發揮的功能。
资本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
一些政治意识形态赞同资本主义：自由意志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一致，強調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將國家的干預最小化。小政府主義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唯一角色是保护参与者的权利和防止暴力、偷窃和诸如污染之类的破坏。 自由主义由於這一詞被廣泛的應用，並非每一個「自由主義」的政黨都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不過，絕大多數的自由主義政黨在20世紀裡都將維持資本主義作為主要目標，並且將自由貿易作為主要的經濟計畫。 保守主义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在西方国家，保守主义通常赞同保持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很多在政治上自称为保守主义的人在经济上被称作重商主义。客觀主義，艾茵·兰德所主張的一種哲學理論，主張在個人的道德上，资本主义是唯一道德的经济体制，因为如果没有不可剥夺的、理性的自由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些意识形态赞同一种混合的经济形式，包括资本主义和国营因素：重商主义赞同在国内建立一个几乎完全自由的市场，但是建议国家继续介入到保护国内商业和工业中以反对外国竞争。參見：保护主义。商業大公司經常支持重商主義的形式，由國家補助國內企業與外國企業競爭.社會民主主義和社会自由主义支持广泛的政府法规和部分的政府介入。在经济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者介于社会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他们认为政府有需要规范就业、贸易和劳力，有时也同意国有化一些特定的行业。（參見福利国家、政治自由主义） 分产主义（distributism）希望一个拥有私人财产的经济，并且几乎所有人平分这些财富。这可以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国家的发生。在这种经济中，法律会限制合并以阻止更大的实体的产生。分产主义者赞同通过基层努力和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是国家的法规。 法西斯主义，私人企業與政府緊密勾結，由政府控制生產工具並全盤主導經濟計畫，強調消除失業率和通貨膨脹。 一些意识形态反对资本主义，并赞同共同协作的经济：社会主义赞同在社会民主下更大范围的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的一些领域或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被保持在特定的部门中，但是工业和劳力则受到国家的控制以使得大部分的平民受益。 共产主义進一步要求由政府或社會控制生產，並主張以民主的或革命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生产上实行“公有制”，分配上实行“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建立没有国家和没有阶级的经济形式的階段之一。
未來的資本主義
在自由市場的概念上，許多人認為較少的稅賦、較小的政府規模、和較少的政府管制是越偏向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如果以政府的支出為計算政府規模的標準，那麼在過去一個世紀裡，西方國家的政府都經歷了巨大的規模擴張。美國政府的支出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從佔GDP的3-4%持續躍升至33%，直到1983年隆納·雷根總統任期時才停止增長。16個工業國家的平均政府支出從佔GDP的8%躍升至45%。在美國，政府的非國防支出從1945年的11.5%提升至1983年的30%，並從那時開始一直維持穩定直到2003年（一些計算將國防支出排除在政府支出之外）。管制的法規也越來越多[15][16]。因此，有人認為資本主義的程度在西方國家是顯著下降的。不過，自從1999年美國的非國防支出穩定化後，一些人如米爾頓·佛利民也表示希望這種趨勢能夠逆轉，朝向更資本主義的方向[17]。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主席阿伦·格林斯潘在2005年的一場演講中說到，他相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歷經凯恩斯主义所帶來的長期管制後，已經藉由商業的撤銷管制而逐漸恢復了。[18]其中一種解釋是西方國家已經逐漸避免管制各種市場失靈如污染、健保醫療、失業、財富不均、和教育。不過，支持較少國家管制的人，例如自由意志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和經濟保守主義者，仍然會主張有政府管制限制了經濟上的競爭、稅賦流至了擁有最多政治影響力的特殊利益團體、政府辦事效率沒有私營部分來的高、以及市場失靈是由政府管制所造成的—例如最低工資、公共學校等等。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作者：俞可平

　　一、引论
　　近代以后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就其存在的时间和影响所及的范围而言，资本主义甚于社会主义。所以，人类的近现代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纷纷垮台，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遭受极大的曲折。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连著名的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也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右翼学者、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弗兰西斯·福山则干脆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把社会主义的低潮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显然是过于草率的、因而也难以经得起检验的结论。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资本主义确实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浪潮的高涨，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再度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关注的热点。右翼学者在高奏资本主义凯歌的同时，着力于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自然状态”和“终极状态”。左翼学者在痛定思痛、反思社会主义为何处于低潮的同时，着力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致不但没有逐渐消亡反而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涌现了一大批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现状和发展的著作。例如，仅以资本主义为书名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就有：莱思特·梭罗（Lester Thurow）的《未来资本主义》、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复苏》、索罗斯（Gerorge Soros）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赌场资本主义》、保罗·霍肯（Paul Hawken）等的《自然资本主义》、海尔布隆纳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丹·希勒（Dan Schiller）的《数字资本主义》、瑞·坎特伯雷（E·Ray Canterbery）的《华尔街资本主义》、彼得·霍尔（Peter A．Hall）等的《资本主义的差异》、约翰·邓宁（John H． Dunning）的《全球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末路？》、阿兰·科塔（Alain Cotta）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神原荣助（Eisuke Sakakibara）的《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等等。
　　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其差异性和多样性。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多。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异性之大，使得不同观点和不同国家的学者普遍承认，资本主义有多种不同的模式。
　　戴维·柯茨（David Coates）在其专门研究资本主义不同模式的著作中，根据新制度学派的观点，把资本主义分成以下三种模式：1）市场导向资本主义。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其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在这种资本主义中，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法定权益。人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总体认识，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2）政府导向资本主义。在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中，尽管积累的决策权仍然依靠私人公司，但是决策最终是否采用，还必须同公共机构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决定，并且政府部门和银行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间接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中，仍然倾向于劳工的权益，但对劳资关系留有余地。这种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属于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3）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可能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这种模式的主流文化是社会民主或基督教民主。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差异之大，使得资本主义开始“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开始“反对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阿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只有一种模式，撇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种种具体差异不论，从基本的社会体制方面看，至少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另一种是莱茵模式。前者以美国、英国为代表，所以又称英美模式。除英美外，还包括北美、大洋洲的多数国家。后者以德国、日本为代表，所以又称德日模式。在作者的清单中，从瑞士到北欧的多数欧洲国家均属莱茵模式。他直言不讳地说，《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两种资本主义的对立”。他列举了在以下10大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的对立。这10大问题是：外国移民，社会贫困，社会保障，工资报酬的等级，税收制度，法律与行政体制，金融市场，企业管理，职业教育和保险。按照阿尔贝尔的观点，在这10大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均针锋相对，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正在发生着“资本主义之战”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些学者进而强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应当从其差异入手。通过对差异的研究，进而提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应当成为一种分析框架或分析途径（analytical approach）。彼得·霍尔、戴维·索斯凯士（David Soskice）和西格特·维托尔斯（Sigurt Vitols）等人把这种分析方法称作“资本主义差异分析法”（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pproach），简称“差异法”（VoC Approach）。
　　他们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差异分析法”包括以下 6个基本要素： l）关联主义的公司观（a Relational view of the firm）； 2）自由市场经济与协作市场经济（ Liberal market economics and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3）制度与组织的作用（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 ）; 4）文化、非正式的规则以及历史的作用（the role of culture， informal rules and history）； 5）制度的基础结构与公司策略（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cooprate strategy）；6）制度补给（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纵使各种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有千差万别，但只要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它们之间就必然有其共同之处；纵使当代的资本主义比起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千变万化，但只要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轨道，那就万变不离其宗。概括地说，在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制度性要素：
　　市场经济。虽然有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之分，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基本的作用，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产品的生产也主要由市场的需求决定，市场规律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获取利润是资本惟一的驱动力，哪里有利润，哪里利润更大，资本就流向哪里。政府和企业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政府国家机关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部门”；企业和其他市场要素被称为“第二部门”；介于政府和企业或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公民社会则被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部门”。
　　私有制主导。一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混合所有制，即国家所有、股份所有、法人所有和私人所有同时并存。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私人所有制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国有企业的比重一般都极小。私人所有制是最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它贯穿于其他诸如法人所有制、股份所有制等所有制形式之中。个人的财产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条款之一。
　　多党政治。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两党轮流执政、多党联合执政或一党主导执政等多种政党政治形式，但所有国家都推行多党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一般都允许公民自由结党，允许各政党自由参加各种政治选举和权力分配，尽管事实上因为受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历史传统、利益团体等因素的影响，每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极不相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各种政党，但绝大多数党派对实际政治生活的作用微乎其微，只有极少数政党才能真正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在数十个参与政治生活的政党中，实际上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才有资格参与总统选举和组建内阁。
　　代议民主。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总统制，英国等实行内阁制，还有法国等实行半总统制；一些西方国家实行联邦制，另一些则实行单一制等。但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所有西方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推行代议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原则通过间接的代表制来实现；议会或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国会议员由公民选举产生；政府首脑可以由政党推选，也可以独立产生，但最终必须通过全体选民的普选，当选后方能履行其职责。
　　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是所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宪政设计的共同特征；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在法律上互不隶属，相互独立，相互平等，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权力日益集中于行政部门，行政权力事实上比其他权力更加重要，但在制度安排和宪政设计中，典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恪守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根本原则。
　　福利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高额累进税及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给本国公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基本的国民教育。有限的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险，以及其他必要的社会救助，并且这些基本福利的水准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有所提高。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宣布进入福利国家状态，福利国家也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标识。
　　多元意识形态。每一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而且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牢牢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基本政策，所有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奉行多元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允许多种意识形态并存，标榜思想和价值的多样性。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西方的左翼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他们身临其境，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切的个人体验；同时，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抱着理想主义的目标，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接下去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集中评述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总体特征的研究。
　　人们喜欢用当时影响最大的事件、制度、进程、工具、技术、主体等来概括和表征人类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制度，如石器时代、网络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等等。
　　这种形象生动的分类往往能够凸显出最深刻的时代变革和最主要的制度特征，所以它至今仍为学者们所沿用。西方左翼学者从整体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的分析和思考，生动而深刻地体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十分贴切的比喻之中。在这里我们选择以下几种典型的比喻，来分析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全球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二、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最终已经超越其欧洲的起源和西方的范围，成为一种全球的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以，全球资本主义又经常被称为“全球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世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等等。
　　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或“全球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马丁·阿尔布劳说：“就我所知，没有什么提法比'全球时代'这个提法更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来取代现代性；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形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
　　安东尼·吉登斯也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真实的，这与过去存在的类似进程不同，不管它的一些批评者如何评价，它都越来越难以抗拒。”吉登斯看到，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的一体化，但它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现象，“这是一个错误。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重塑我们的生活。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转变。所以，开始于17、18世纪的那个时代正在结束，而让位于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一个世界性的新社会。“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第一代人，现在我们只能模糊地看清它的轮廓。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它正在动摇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目前，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由集体的人类意志所推动产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种不固定的偶然方式出现，同时带来一系列影响。”
　　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不仅是西方左翼学者的一致判断，也是西方其他主流学者的共同结论。与此相一致，全球化必然地导致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不仅为西方左翼学者所拥有，也同样为西方右翼学者所认同。无论来自左翼阵营，还是来自右翼阵营，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的论证逻辑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认为，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根据这一逻辑，他们的结论是：所谓全球化时代，实质上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深刻变化。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各大要素已经超越西方国家而成为全球的现象。这些要素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劳动力、资本家。
　　资本的本质是产生利润，资本流动的铁律是：哪里利润高就流向哪里。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它基本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地流向它愿意流去的任何地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突出表现为全球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资本的交叉控股。统计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对外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高于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的7％。正如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在80年代末突飞猛进，比世界贸易和经济生产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工业国向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大约每年增长15％，工业国之间的直接投资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90年代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值达到数千亿美元。”此外，国际资本交叉控股现象也日益普遍，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或多或少具有交叉控股的性质。例如，美国的通用公司拥有日本五十铃34％的股份，美国的福特公司占日本马自达公司24．5％的股份，而日本的三菱公司拥有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权。
　　资本全球化与市场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展世界市场与扩展资本的流动空间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全球化的过程。首先是产品市场全球化。世界贸易总额在1995年就突破了6万亿美元，其中90％是在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完成的。从1990年到1995年，世界GNP增长率1％，而世界贸易增长率达到7％。不过，对于市场全球化最具实质意义的还是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资本市场在全球层次互相依存，对资本主义经济而言这不是件小事。历史上首次出现资本在全球整合的金融市场中，24小时即时运作：在全球电子回路里，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几秒钟内完成。新信息系统和通信技术使资金得以瞬间来回穿梭于各经济体之间，因此包括储蓄和投资在内的资本在全世界被律接起来，从银行到退休基金、股票市场和外汇交换等等。全球金融流动因此在数量、速度、复杂性和关联性方面，出现惊人的增长。”据统计，全球外汇交易额已经上升到世界贸易额的60多倍，1995年全球日外汇交易量达到1．2万亿美元，1997年达到55万亿美元，日均近1．4万亿美元。“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管制的解除、新的金融工具的创建以及通讯技术的进步都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大大提高一体化的程度。90年代末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达到l． 5万亿美元，比1986年增加8倍。……最后，衍生工具，即经过重新组合的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在国际金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值达到360万亿美元（超过全世界经济的总值）。”
　　生产的国际化和公司的网络化。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国际分工与专业协作的网络已经形成，重要产品和公司几乎全部国际化。一般认为，“跨国公司的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它们占有世界贸易的大约2／3，而公司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将近1／3。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及其国际扩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占有世界技术贸易的大约80％，并支持着大多数私人企业的研究和开发。巨额的资本需求和周期性的大量现金盈余使跨国公司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角。它们在贸易、金融、技术和文化全球化以及军事技术的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公司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到1998年，全世界共有大型母公司53000家，其下属的跨国子公司达到450000家，换言之，平均每家跨国公司拥有9家外国分公司。尤其是，根据卡斯特等人的观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生产演变的重要趋势是生产过程的组织转变，包括多国公司本身的变化。商品与服务的全球生产渐渐地不是由多国公司担任，而是由跨国的生产网络完成，而多国公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若无网络的其他部分，该要素也无法运作”。因此，“大部分生产部门（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支配部分，都依其实际的运作程式在全世界组织起来，形成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谓的'全球网'（global web）。生产过程包括不同地点的不同公司制造的各项组件，再依特定目的和市场需要来装配，使用新的生产和商业化形式：高产量、弹性与定制的生产”。例如，波音飞机的部件450万个，由1600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制造；福特公司的轿车，外国部件占27％；日本本国公司的协和汽25％的部件在海外制造。
　　劳动力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造成了全球的劳动力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对于大量没有专业技术的普通劳动力来说，他们仍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他们至多被整合到当地的跨国企业中，从而成为全球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而言，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才则作为跨国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个所谓的国际经理阶层开始形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两种趋势：资本是全球性的，核。动的生产网络也日益全球化，但大多数劳工是地域性的。只有具备战略重要性的专业精英的劳动力，才真正是全球化的声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也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全球劳动力的这两种发展趋势。
　　以弗兰克（A．G．Frank）等人为代表的传统依附理论认为，随着以核心一外围依附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体系和新的国际分工的形成，阶级分化便逐渐从国家层面转向国际层面，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从总体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着国际资产阶级，而欠发达国家代表着无产阶级。不过这种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全球阶级理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影响，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左翼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即以莱斯里·斯克莱尔为代表的全球化阶级理论。斯克莱尔认为，全球资产阶级或跨国资本家阶级（简称TCC）的形成，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一个主要表征。这个跨国资本家阶级由这样四部分人组成：l）拥有和控制重要跨国公司的人，即跨国公司的执行官及其老板；2）全球化的官僚和政客；引全球化的专业技术人员；4）商人和媒体。“所有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鉴于他们与生产资料、分配和消费的关系，把他们界定为一个阶级。鉴于他们单独地或集体地占有或控制主要的资本种类，把他们界定为一个资本家阶级。鉴于他们的活动超越国界追求全球资本的利益，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或想像的民族国家观念，把他们界定为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斯克莱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证其全球资本家阶级理论：首先，“基于跨国公司之上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兴起，它或多或少控制着全球化进程”；其次，“这个全球资本家阶级在某些领域开始作为跨国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再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正在通过以利润为驱动的消费主义文化一意识形态而实现自身的再造”；最后，“这个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自觉地努力解决两个核心危机：即（1）在社群和社会中自发地创造贫困和财富的日益增长（阶级两极分化的危机）；（2）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持续发展（生态危机）。”
　　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在他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的跨国化通过转包方式（subcontracting）使生产过程（甚至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了。新的技术在前所未有地提高生产速度的同时也扩展了生产的范围。这些技术也使资本主义和生产前所未有地流动不定，所以生产的场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资本对劳工寻求最大的利润，并且力图避免社会和政府对资本活动的干预。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无中心化”。换言之，指出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已变得日益困难。不止一个分析家发现，北欧正在出现的生产组织类似于现代早期的“汉撒联盟”（其中有一个学者把它称之为'海技术的汉撒联盟”）。换句话说，显然没有固定中心的都市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它们与国内边远地区的联系还要密切。用世界体系分析的术语来讲，“高技术的汉撒联盟”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而国内的边远地区则成了“外围地带”。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转移资本、商品和生产的角度看，跨国公司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工具，它决定着这种转移的性质和方向。虽然与“汉撒联盟”的相似和表面的生产现象表明了非中心化，但在这种表象背后，生产权仍高度集中在公司。一位这种新经济秩序的代言人指出，公司与市场对生产决策权的分享比例大体为70 ％对30％。由于权力集中于那些在组织方面和效忠方面超越国家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调节国内经济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从全球角度来调节（和保护）经济秩序则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一点不仅表现于多种多样的全球组织中，而且也体现在建立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从而统一经济职能的活动中。
　　第四，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评论得以证实。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从全球看，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心，从地方看，生产过程的分散化进入到国内的地方区域。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超国家的区域组织表明了全球层面的分散化；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方为把自己纳入跨国资本的轨道而相互竞争则标志着地方层面的分散化。可以说，国家本身曾在历史上代表着限制分散化的权力，但在内外夹攻下，它现在也不知道怎样限制这种新的分散化。
　　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五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故事不再是欧洲历史的故事，所以非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声称自己也拥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若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
　　这种新的文化现状的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或许是过去十年中有人努力将资本主义与东亚的所谓儒教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在根本上颠倒了欧洲和亚洲长期流行的以下信仰：儒教是资本主义的障碍。
　　乔治·索罗斯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展并对各国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确实已经形成。在他看来，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个体系虽然不具有领土的本质，但却也有中心和边缘之分，中心提供资本，边缘使用资本。游戏的规则则有利于中心。中心通常就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是纯粹功能化的，而其本质当然是经济：生产、消费、商品及劳务的交换。在此要注意的是，此交换并不止是商品及劳务，还包括生产要素。”
　　从上述的叙述中不难发现，西方左翼学者和右翼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这个问题上，其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他们在以下这一问题上便分道扬键了：右翼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而左翼学者则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西方左翼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目前的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迫之上的。正如伊曼努尔·沃伦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现存的世界体系已经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地区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外围地区则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日益依附于中心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正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之上的。齐格蒙特·鲍曼依据联合国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指出：358名“全球亿万富翁”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最穷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的总收入。“实际上，只有22％的全球财富属于占世界人口大约80％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然而，这绝不是目前这种两极分化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当前指定给穷人的全球收入份额还要更小：1991年，85％的世界人口只获得了15％的收入。难怪30年前由20％最穷国家所占的区区2．3％的全球财富到了现在又进一步下滑，降至回1．4％。”维克多·基根卜干脆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称作“一种新的拦路抢劫”。
　　其次，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许多左翼学者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种更为不公正的秩序，它导致了权力、财富、自由、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公正分配。这种新的两极分化首先是上面指出的，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如此，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的两极分化甚至也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沃伦斯坦通过与历史资本主义的比较指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现象较之以前更加突出，绝对的贫困化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世界经济10％到15％的上层人口与其余人口之间在剩余额消费上的“差距”在逐步扩大。“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人民中也许有多达 85％的人，其生活水准明显不会高于5O0年到1000年前的世界劳动人口。人们确实可以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恶化了。”
　　第三，全球资本主义在造就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全球工人阶级。与传统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全球资本家阶级与全球工人阶级也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制对后者进行剥削和压迫。这种新的对劳动人民的剥夺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进行。其一是，全球资本家阶级对其他穷国人民的剥夺。阿尔诺·彼特举例说：“在最富有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额是最穷困国家消费额的400倍。也就是说，瑞士居民一天的消费比莫桑比克居民一年的消费还要多。然而，这还是平均值。富国大工业企业的经理们一天的收入高于穷国百姓一生的收入。企业主的收入更高：一位南非矿产主的年收入为20亿美元，它相当于500万乍得居民年总收入的三倍。”其二是，全球资本家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夺。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这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在加大又寸穷国人民剥夺的同时，始终也没有忘记继续对本国人民的剥夺。本国工人阶级的相对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如沃伦斯坦所说较之以前更加下降了，因为资本现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更加不如从前。全球资本主义“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守纪律、有生产能力、不施加压力、不提要求、对消费社会使他们在文化上日益贫困的状况心安理得的人民”。全球资本主义“企图消除主人公，不想再见到主人公，想以某些能够自动调节的规律取代主人公，希望出现主人公的必要性愈来愈少”
　　第四，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为超级霸权和跨国公司干预国际事务和别国内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左翼学者清楚地看到，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跨国公司的作用极大增强，跨国公司取代国内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如果我们试着按照经济组织和种种经济过程对全球化的重要性程度给它们排队，那么，跨国公司将会处在首位，然后是生产技术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资本的流动性、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贸易壁垒的消除。”跨国公司的首要目标一如既往地是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当政府政策或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利于其取得最大利润或损害其利益时，它们就会干预国家内政。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操纵着国际经济和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规则，当其他国家的政策或制度不符合其利益时，它们就会在要求遵守国际规则的名义下干预他国的内政。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从国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八国集团。另一方面，从国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及其利益集团或政治代言人。
　　最后，全球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后殖民主义。许多左翼学者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结束，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统治的结束。在近现代从殖民国和宗主国中争得民族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在经济上又情愿或不情愿地重新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着其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重新依附，其政治和文化呈现出一种既独立又直接或间接依附的十分复杂的“后殖民状态”。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性”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的状况。他说：“指出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是后发展主义的‘原因’，或者后殖民主义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组成要素。”安淇·霍格威特（Ankie Hoogvelt）则强调指出，尽管后殖民状态的形式在非洲、阿拉伯、东亚和拉丁美洲四大地区有所不同，但正是全球资本主义把这些地区纳入“后殖民的世界”，使它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呈现出一种既有本国传统又有殖民痕迹的“杂合”状态（hybridity and hybridization）。

三、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是比喻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也就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1999年，美国教授丹·希勒（Dan Schiller）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他还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书名发表了一本专著，系统论述信息网络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影响。
　　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这是当代西方左翼和右翼学者共同的判断。西方学者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网络社会已经到来。
　　狭义的信息革命，指的是微电子、电脑、电信、广播、电视、光电和网络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广义的信息革命则还包括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及纳米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离开信息技术，不消说其整个经济生活无法运转，其整个社会生活也无法正常运转。以著作《信息时代》三部曲著名的曼纽尔·卡斯特（Mariuel Casteds）主张使用广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概念。他说：“和其他人一样，我所指的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硬件和软件）、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汇合而成的整套技术。此外，和其他分析家不同的是，我把遗传工程及其日益扩大的相关发展与应用，也包括在信息技术里。这不仅是因为遗传工程的焦点是对生物信息符码的解码、操纵，以及最后的重组，也是因为生物学、微电子学和信息科学无论在应用与材料上，甚至更基本的概念取向上，似乎已经彼此汇聚互动……。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围绕着较广义的信息技术核心，在先进材料、能源、医学应用、制造技术（目前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例如纳米技术）与传输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重大突破”。
　　信息经济（inforrnation economy）也称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其一般含义是，生产、交换、流通、管理和消费等关键的经济活动过程已经基本信息化，信息技术成为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生产领域称为信息产业，它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leading industries），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信息经济的特征是，“由于它转变为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工业经济必须变得信息化和全球化，否则就会崩溃。”信息经济成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新经济的基础。吉登斯说，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是这种新经济的动力媒介，但它的承担者是知识工人，即拥有知识和技术却并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新式工人。因为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所以，国家必须培植社会的“知识基础”来释放信息经济的全部潜力。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不仅经济生活变得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而且整个社会生活也日益变得信息化和网络化。尼古拉·尼葛洛庞蒂形象地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因为日益依赖于信息技术而变得数字化，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个人信息和娱乐节目的传送与接收，使大众传媒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对孩子们来说，学校将变得像博物馆和运动场，而众多的思想观念将在互联网中汇聚，全世界的孩子从这里走向社会化。数字化的星球看起来就像针头。许多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将让位给这些或大或小的电子社会价值观。我们将在数字化的邻里关系中得以社会化，在这种关系中，物理上的空间已经不相关，而时间也将扮演不同的角色。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西方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社会，或者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变成了“信息资本主义社会”（informational capitalist society）。卡斯特通过对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分析，指出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l）农业就业逐渐凋零；2）传统制造业就业的稳定衰退；3）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兴起；前者强调的是企业服务，而后者则强调医疗保健服务；4）作为工作来源的服务业活动日趋多样化；5）管理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快速增加；6）事务员和销售员组成的“白领”无产阶级形成；7）零售业就业所占比例显著且相对稳定；8）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9）职业结构随着时间而有相对的升级，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层次工作的增加还要快。
　　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左翼学者在论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时，其强调的重点在于指出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如丹·希勒所看到的：“从长远来看，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很难认为社会富裕程度的差异是上个历史阶段的残留。这种差异显然是由数字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他引用权威数据指出：“今天，占美国总人口 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全国21．4％的财富，总资产不低于6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加到410万人。”“美国最富有的1／5和最贫困的1／5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儿童比例从1969年的14％急剧攀升到 1998年的 20．5％。”
　　西方左翼学者特别强调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了信息化资本主义特有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所谓数字鸿沟，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占有和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方面的差距。这一新的鸿沟不仅存在于国家的层面，也存在于国际的层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地区、性别和种族之间。
　　“美国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现在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核心。”同样，美国也是数字鸿沟最明显的国家。提姆·鲁克指出，数字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增殖的机会，加速了掌握信息专业技术与没有信息技术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层化，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他举例说，妇女占美国人口的5l％，但只有约20％的人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土著美国人、西班牙商和亚裔美国人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5％，但只有其中不到7％的人从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作。硅谷的高级职员中72％是白人，4％是亚裔美国人，黑人只有0．6％，而西班牙裔美国人则几乎近于零。“尽管时下人们谈及因特网正在被'每一个人'使用，但美国商业部最近的报告显示，只有32. 7％的美国人是因特网用户。此外，被称之为'数字比特'的网上资产阶级将拥有利益、潜力和胜利，而这些东西是与物质社会的非在线'贫民'所追求的东西直接对立的。”1998年一项关于美国的调查也显示，“接入网络的富裕家庭（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是低收入家庭的20倍，在使用电脑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9倍多。”“在不同收入和学历的、不同人种和种族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网络接入方面的鸿沟。”提姆·鲁克分析说，首先，互联网的网路、服务器以及主节点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大多数人只通过买卖和租赁的方式才能使用它们。其次，要想进入计算机世界，你就得付出大量的精力、金钱和时间。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财富的不均以及非在线状态下地位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网络环境下巨大的不平等。”
　　数字鸿沟在国际层面甚至比国家层面还要明显。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享受信息经济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则正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甚至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没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去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不仅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进一步加剧；而且从信息经济的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变得日益明显。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说：“全世界的网民从 1994年的约33万人猛升到2000年末的3．77亿人。然而，目前只被5％的世界人口所享用。”这5％的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7％，却占互联网使用人口的26．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9％，但却占互联网使用者的91％。诺里斯借用经合组织的话提出警告说：“处在技术变革前沿的富裕国家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在新知识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但网络的好处远没有普遍地渗入到南方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最贫穷国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
　　西方左翼学者深刻地注意到了新的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清醒地看到，造成新的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业已存在的贫富不均和机会不公。财富越多、教育程度越高、权力越大的群体，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多；反之，越是贫穷、越是没有权力、教育程度越低，享受信息社会的好处就越少；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很可能不仅没有享受到信息社会的好处，反而增加了一种新的剥夺。贫富差距导致了数字鸿沟，反过来，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来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原来的“财富鸿沟”。不仅如此，由于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而扩大到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领域，数字鸿沟的产生也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弱势群体由于不拥有信息技术和信息工具，他们就不能享受电子政务带来的便利，不能享受网络媒体的信息，不能运用先进的信息工具参与政治生活，等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数字鸿沟也导致了新的“文化鸿沟”和“民主鸿沟”。“最终，网络强化了已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赌场资本主义
　　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是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一本同名著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比喻，它形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斯特兰奇和其他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它具备了赌场的所有要素：赌徒、赌具、赌资、筹码和赌场的规则，它也像赌场一样充满了投机和风险，少数赌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则是满盘皆输。
　　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投机性。这种投机性集中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中。这一金融体系有极其复杂的结构，其成分除了传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等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式基金会和投资公司，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交易规模和交易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更大，交易成本成倍增多，交易的手段更先进。从而，其赌场的性质也更加明显。斯特兰奇这样来形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赌场性质：“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想像。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继续进行。在俯临世界所有大城市的高耸的办公大厦里，房间里满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玩这些游戏。他们双眼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的价格不断闪烁变化。他们通过洲际电话或电子设备来玩这种游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赌场中，既有大赌徒，也有小赌徒，而且赌博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轮盘赌、力点或纸牌以外，还可以在外汇市场及类似场所，以债券、政府有价证券或股票进行交易……。一些玩家，尤其是银行，投入的赌注很大。也有很多非常小的经营者；有兜售建议提供内幕消息的人；还有向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散播体系流言的小贩。在这个金融赌场里，总管理员是大银行家和经纪人。”
　　操纵资本主义金融市场这个大赌场的主要力量，是银行家、资本家和专业经纪人。他们是这一赌场中的大赢家，他们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债券持有阶级”。瑞·坎特伯雷提出：“债券持有阶级在适应其生存而形成的环境中逐步发展并继续繁荣。其中的极少数成员事实上不仅拥有被公众持有的所有债券，而且拥有大部分股票和其他的可在市场上流通的资产的价值。债券持有阶级是超级富裕家庭中的精英，华尔街的一些投资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构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交易账户。这一新的美国的有闲阶级组成了年收入从开始大约19万美元随后上升到几千万美元的家庭。这一群体总人口仅约 110万，或大约 50万成年人，但他们的平均财富却至少有790万美元。”
　　尤其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一巨大赌场也把众多的普通居民卷入其中。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普通人是否愿意用自己的工作、储蓄以及收入来加入资本主义的赌场中进行赌博”。尽管极少数普通居民在这一赌场中偶而也有小赢，但从总体上说，普通大众照例都是牺牲者。极少数人在这一赌场中的暴富，正是以伤害大多数普通人为代价的。少数人越赌越富，多数人越赌越穷，正是当代资本主义这一赌场的内在逻辑。坎特伯雷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华尔街为自我谋利益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过去人们通过广泛参与繁荣的金融市场，社会财富已经变得大众化了。事实上，在1983年和1995年期间，美国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盈利大约是11％，平均净金融财产的价值达到73万美元。接下来的1／5的家庭损失了4．3％，再下来的1／5的家庭损失了7．8％，而最后4％的家庭的损失令人震惊，达 68． 3％，他们最后的金融净值为负值，价值为一10．06万元。如果我们回到财富榜的顶部，我们会发现这段期间最富的1％的家庭盈利将近20％，足够把他们的金融财产的平均值提高到740万美元。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继续从债券和股票市场新增同样比例的财富，那么在1998年他们的平均金融财产将达到1000万美元。”
　　赌场资本主义理论除了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投机性外，也同样强调其不确定性。在后一点上，它与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risk society theoty）有异曲同工之处。贝克和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或后现代状态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使它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当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社会”或进入了“风险时代”（the age of risk）。“他们的观点是，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实际上促成了各种风险的大量产生，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生态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此同时，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和规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继续导致各种风险的形成。他们还认为，由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现代社会还将不断产生新的更大的风险。”
　　贝克于1992年发表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风险社会：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在该书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个人主义日益明显、社会形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社会。此后，贝克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进一步阐述其风险社会理论。按照他自己的解释，风险或风险社会的概念具有以下8个要素：l）风险与毁灭不一样，它们不是指已经发生的损害。但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所以，它既不是毁灭，也不是安全，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拟”。2）它是有威胁的未来，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个变量。3）它是事实与价值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的结合。4）它是一种人为的不稳定，既是控制，又是失控。5）它是知与不知的结合，即，一方面，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和行动。6）风险的全球性，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7）风险只有被社会感知时，才对现实构成真正的威胁。8）在风险社会中，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卢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对于风险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在“传统文化中，没有风险的概念，因为它们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有外在风险和内在风险两种类型。外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内在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风险，是指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他认为，大多数的风险属于内在风险，包括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不过在吉登斯看来，风险也并非全是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社会变化的动力之一。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特性之一。“实际上，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是无法想像的，也是难以运转的。”然而，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斯科特·拉什在这方面甚至比贝克和吉登斯走得更远。他认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进入了风险社会，而且开始形成一种“风险文化”。他说，技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这些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和危险，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险，例如金融风险和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和危险等”。他分析说，“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主义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的巨大风险。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就是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导致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不少西方左翼学者指出，造成赌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高风险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政府要对这种投机性和风险性负主要的责任，“金融市场不稳定和投机的根本原因，是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不是脆弱的金融机构。贪婪的交易商或者热闹的创新。过大的财政赤字、国家作为借款人的拖欠，以及糟糕的货币管理等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对于那些激进的左翼学者来说，要真正克服这种投机性和风险性，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五、新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这是西方左翼学者的传统结论，这一观点仍然被当代西方的许多左翼学者所坚持。例如，罗伯特·比尔（Robert Biel）在其新近出版的《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它表明资本主义完成了从早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变。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来说，仍然具有核心的意义。帝国主义的传统意义，是指宗主国对附属国、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和剥削。正如罗纳德·H．奇尔科特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统治，前者从这种统治中获得利益，而后者则受到损失。这种传统帝国主义观“强调的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在一起后形成的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的扩张以及军事生产和军国主义的增长”。
　　然而，西方左翼学者看到，帝国主义的形式和内容在当代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传统的帝国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种“新帝国主义”正在形成之中。在一些左翼学者的眼中，全球化已经成为这种新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的最近变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利用全球化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新的剥削和压迫。萨米尔·阿明论证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范围的扩张，这种扩张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和新的两极分化：“劳动力市场侵害成许多板块的情况，必然使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状况恶化”。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正是在于要在全球范围开发经济，把政治和意识形态置于经济需求的从属地位”。换言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因而，他的结论是：“全球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传统的一个或多个附属国依附于一个宗主国的关系，而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一些左翼学者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了三大中心集团，其他所有国家都处于外围或边缘地带。三大中心集团就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处于附属地位。萨米尔·阿明指出，在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形成了三个边缘地区和三个中心地区，前者依附于后者：“北美贸易协定已经把墨西哥（将来还有整个拉丁美洲）挂在美国大车后面，欧洲联盟内部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联盟把非洲国家置于从属于欧洲的地位，而东南亚国家联盟能够在南亚和东亚促进由日本主导的地区的建设。欧洲的统一本身受到这种与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相联系的新帝国主义重组的动荡的影响。”
　　像传统帝国主义一样，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垄断，是资本、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垄断。这些垄断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操纵和控制而实现的。萨米尔·阿明详细论述了新帝国主义的五种垄断方式。这五种垄断是：1）对新的科学技术的垄断；2）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流动的垄断；3）对获取地球自然资源的垄断；4）对现代通讯工具和媒体手段的垄断；5）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
　　像传统帝国主义一样，新帝国主义的本性依然是对其他国家的剥削，是“许多资本家集团对一些国家的全体人民进行全球性经济剥削”。
　　按照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 Barratt Brown）的分析，新帝国主义时代富国只寸穷国的剥削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首先，新帝国主义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延续传统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贸易关系，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控制殖民地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安排殖民地国家向殖民主义列强提供工业原料等方式，操纵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命脉。其次，使用殖民地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直接的经济剥削。最后，通过对殖民地国家的贷款和债务，干预和控制其经济生活。
　　在不少西方新左翼学者看来，新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通过全球化过程进行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将其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拥有了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霸权，而且也已经拥有了世界性的文化霸权。特别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首的美国，这种世界性文化霸权的企图尤其明显。西方化，首先就是“美国化”。全球化，实质上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美国化”。
　　2001年，美国左翼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左翼学者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联合发表了一部论述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关系的专著《帝国》（Empire），对左翼学术界流行的各种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称作是一部新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宣言”和“新共产党宣言”。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关系已经更加独立于政治控制，因此，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已经衰落。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已经让位于一种新颖的世界主权，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主权和超越国家领土而囊括全世界的“帝国”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帝国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无边界，它的统治没有任何界限”，“其效力遍及整个文明世界”。这个新的帝国没有领土的中心，没有传统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宗主国和附属国。美国虽然在这个帝国中占据着特权的地位，但美国以及任何其他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再形成一个帝国主义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经终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像现代欧洲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成为世界的领袖。”由于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是所有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石，所以，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声称，他们所说的“帝国”，完全不同于别人所说的“帝国主义”。
　　由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一书几乎从根本上推翻了各种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理论，所以，虽然它博得了众多左翼学者的喝彩，但在左翼阵营内部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说，即使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虽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仍然没有消亡。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依然十分明显，美国正在扮演着新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霸主”和“领袖”的角色。例如，佩尔·奥尔森在200年的《今日社会主义》杂志上撰文指出：“世界不可能受虚构的假想中的'帝国'统治，而只能受'三位一体'的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帝国主义绝对没有'死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帝国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或一个新阶段。”他毫不客气地说：“否认美帝国主义在今日的主宰作用，是对现实的盲目无知。”
　　六、简要的结束语
　　上面我们考察了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几种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特征和最新变化的认识。下面，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观点。
　　首先，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全球范围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超越西方的界限而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制度。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生产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流通的全球网络已经产生。因此，在许多西方左翼学者看来，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
　　其次，资本主义已经高度信息化，当代资本主义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以微电子、计算机、通讯、电视、广播、光电、纳米、生物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柱。因此，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宣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种信息资本主义。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风险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形成，随着社会生活的高度信息化，这种危机具备了新的表现形式。当代资本主义的风险，首先表现为以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为主要标志的经济风险，但同时也表现为以合法性危机和民主危机为表征的政治风险，以及表现为以艾滋病的蔓延、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为特征的自然风险。据此，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断言，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风险资本主义。
　　第四，资本主义具有极度的对外扩张性，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操纵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控制着重要的国际组织，力图建立并维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行新干预主义，藉此剥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缩小穷国和富国的差距，反而增大了国际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除了继续保持军事侵略的手段外，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主要手段已经从军事转向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和渗透。在当今的新帝国主义体系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霸主。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美国化”不仅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威胁，即使对美国的西方盟国来说也构成一种威胁。因而，不少西方左翼学者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第五，资本主义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政治”。跨国公司、民间组织和网络组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加，国家主权和政府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后者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传统的政府统治转变成公民社会的治理；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正在从传统的“善政”走向“善治”；公民参与的重点正在从原来的政治参与转向社会参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联系正在日益紧密。因此，“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不仅是西方主流学者的声音，也是西方左翼人士的口号。
　　第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仍然极其重要，甚至比以前更加重要。但它日益以文化的外衣和形式出现，文化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似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唯物主义似乎正在变成文化唯物主义。此外，意识形态的分化和整合趋势也日益明显。强调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多元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而其他各种各样的极右和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却并没有明显减弱的迹象，一些极右思潮如新法西斯主义反而在不断增大。所以，西方左翼学者在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分析的同时，也倡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或“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
　　最后，西方左翼学者在充分肯定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同时，对其存在的弊端和危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他们提出，当代资本主义万变不离其宗，财产私有制度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由市场经济成为新的偶像，资本、生产、技术和权力的垄断正在从国家的层面走向全球的层面。财产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正在通过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公民之间以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新的水平上加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广大的下层阶级仍然受着资本家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这种阶级的分化正在扩大到国际的范围。除了阶级的不平等外，性别、种族、国家的不平等仍然严重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正在蚀化人民大众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意识，人民大众中一种可怕的“政治冷漠”状态正在形成。
　　从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特征的分析与批判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
　　首先，西方学术界传统的左、中、右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原先属于左翼阵营的一些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右转。最典型的就是欧洲的左翼学者，特别是左翼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如吉登斯等学者，试图把传统的左翼理论与主流的右翼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冲左”理论，走一条介于传统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其次，左翼理论阵营内部发生急剧的分化，流派众多。能够包含在左翼名下的理论流派，至少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姑且不论那些开始“右转”的左翼学者，即便是仍然持激进观点的左翼学者内部，分歧也在日益加大。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最重大问题上，左翼学者内部有着严重的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经常相互诘难。例如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左翼学者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激烈的反对观点。
　　再次，从整体上说，西方左翼学者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批判。左翼学者与右翼学者的主要区别，就是他们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性的批判态度，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基本上局限于经济的、性别的、文化的和学术的批判，很少涉及到对政治体制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批判。
　　最后，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切实可行的理想目标。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固有弊端，不乏深刻的分析和切中要害的批判，但极少有人提出不同于现行政策和主流观点的替代性方案。欧洲的左翼学者试图提出替代性的发展战略，但也只是将传统左翼的思想与主流右翼的观点加以探合。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左翼学者心目中原本就缺少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模式。
　　资本主义身上一直长着两只最有思想的眼睛，时刻注视着自身肌体的变化。从政治倾向来说，一只是右翼学者的眼睛，他们从积极的和肯定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变化作出解释和论证；另一只就是左翼学者的眼睛，他们从否定的和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变化作出分析和评论。对于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新变化来说，这两只眼睛都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偏颇的。无论是左翼的理论还是右翼的学说，它们本身都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在西方学者头脑中的反映，这些理论和学说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不论从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说，重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于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及其本质特征，都是极为必要的。 　　　　　　　　　

ziliao

[编辑本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form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ism
　　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在生产和资本加速集中的过程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起来的。
　　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集中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技术革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巨大发展，为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期间,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主导,诞生了托马斯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发动机、汽钻、裁截机、发电机、电动机、远距离输电、电灯、电车、电话、无线电以及从炼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染料等一系列新技术和新设备。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利用和普及，使原有的重工业部门（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加速地发展起来，并引起了一系列新兴的重工业、化学工业部门（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和飞机制造等）的建立和兴起，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世界工业生产量，1850～1870年的20年间只增长了1倍,而1870～1900年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20世纪的头13年中又增长66％。重工业的发展特别迅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末，美、英、德等国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
　　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从而使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深刻和持久。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陆续爆发了1873、1882、1890、1900和1907年 5次经济危机。危机的间隔时间从以前的平均10年左右，缩短为 7年左右。危机的频繁化和深刻化，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加剧了企业的兼并活动，也激化了企业间的竞争，从而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同时，重工业的发展，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独资经营企业日益困难，从而推动了股份公司的大发展。19世纪后半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创办股份公司的高潮。英国新创办的股份公司在1893年为2515家，1897年达5184家。这也加速了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趋势。到20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约1900个，占企业总数的 0.9％，而它们拥有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5.6％，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38％。德国在1907年，占企业总数0.9％的大企业，占有了全国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雇佣了全国39.4％的工人，而在冶金和机器制造业中竟分别占97.5％和84.7％。
　　垄断资本在国内统治的确立　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必然造成垄断，必然出现由大企业之间协议或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发展有一个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 3个基本时期：
　　第一个时期　19世纪60和70年代。这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如在60年代，美国工矿业和铁路业中出现了称作“普尔”的垄断组织。它们在企业间订立短期协定，规定共同价格，分配营业额和划分销售市场。德国在1857年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年增加到6个。
　　第二个时期　1873年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以后到80年代。在这个时期，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进一步加强,垄断组织得到了广泛发展。1882年,美国出现第一个托拉斯，即J.D.洛克菲勒(1839～1937)的美孚石油托拉斯，接着80年代在榨油、造酒、制糖、火柴、烟草、屠宰和采煤等部门都出现了托拉斯组织。德国1879年有卡特尔14个,1890年猛增到210个。英、法等国也出现了垄断组织。但是这时垄断组织还未占统治地位，垄断协定往往还是暂时的、不稳固的。
　　第三个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普及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并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垄断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资本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以美国为例:到1904年,美国共有318个工业托拉斯,其中占资本总额5/6的236个，是在1898年以后建立的。这 318个工业托拉斯吞并了5300个工业企业，拥有全部加工工业资本的40％。在这些托拉斯中，有26个托拉斯控制了各自部门生产的80％以上，有57个控制各自部门生产的60％以上，有78个控制各自部门生产的50％以上。在工业迅速集中和垄断的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溶合的金融资本。1901年银行巨头J.P.摩根(1837～1913)组织美国钢铁公司，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19世纪90年代掌握花旗银行，就是典型的例证。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长期贷款、股票和债券的买卖、直接向工商业投资,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工商企业,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20世纪初，在美国已经确立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它们的代表者是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梅隆、杜邦、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等 8大财团和60个家族。金融资本还操纵政府，控制着国家全部政治生活，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在国内的统治，加剧了政治经济矛盾，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世界体系。
　　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是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重要基础。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前就已存在，但只有到了垄断阶段,它才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时,少数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本对本国和国外人民的剥削和掠夺,由于对生产和市场的控制,形成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把许多落后国家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那里具备了进行投资的条件。据德国经济学家J.库钦斯基(1904～　)统计,1875年,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4个国家的国外投资为350亿马克，而到1913年增加到1590亿马克,增加3.5倍以上。英国和法国是两个主要资本输出国，1913年分别输出资本达750亿马克和360亿马克。英国又是最早的资本输出国，在1855年它就有了 100亿马克的国外投资。但两国资本输出的地区和方式有所不同。英国资本绝大部分输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很大一部分采取生产资本即直接投资的形式。而法国资本绝大部分投放在欧洲（主要是俄国），并且主要采取借贷资本即间接投资的形式。德国开始对外投资较晚，1875年只有20亿马克，而到1913年达到350亿马克,已接近法国的水平。它的投资半数在欧洲，其余主要分布在南美、亚洲和非洲。美国这一时期正向西部领土扩张，拥有广大的国内投资场所，资本输出数量不大,到1913年为130亿马克。至于俄国和日本，20世纪开始后也有少量资本输出，主要是对中国的投资。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里开始发展起来，但也使它们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农业－原料附庸。
　　随着垄断统治的形成和资本输出的扩大，各国最大的垄断组织，在世界范围展开了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各国垄断组织一方面竭力利用国家政权实行高额关税政策，建立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输入，保持国内垄断价格；另一方面，利用倾销政策，冲破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把大量商品输出国外,占据国外市场。各国垄断组织为了避免在竞争中两败俱伤，往往改变斗争方式，求得暂时的妥协，组成国际垄断同盟，共共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剥削和掠夺世界各国人民国际垄断同盟,主要采取国际卡特尔的形式,即各国垄断企业之间签定瓜分市场、确定价格、规定商品销售量等的协定，或共同组织统一的销售机构。最早出现的国际卡特尔是1867年成立的盐业卡特尔和1872年出现的国际苏打卡特尔、国际制碱卡特尔，以及1884年出现的国际钢轨卡特尔。到1913年，世界上缔有正式协定的国际卡特尔达116个,分布在煤炭、钢铁业、运输业、化学、纺织业、陶瓷业、纸和纸浆、土石业、电气设备等行业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没有正式签订协定的“君子协定”。（见国际垄断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在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政治上结成各种联盟,从领土上瓜分世界,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侵占和掠夺殖民地，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开始。从那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俄国先后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到1876年,仅英、俄、法3国的殖民地面积就达4040万平方公里。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 1876～1914年间，英、俄、法、德、美、日等6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占领了近2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世界上的殖民地领土达到6500万平方公里。英、俄、法3国侵占的殖民地领土最多,1914年，这 3国的殖民地领土分别为3350万平方公里、1740万平方公里和10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主要地区是非洲，其次是西亚和东亚。到1910年，非洲土地面积的90.4％,亚洲的56.6％,美洲的27.2％,大洋洲的100％，都已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此外，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附属国。这样,世界领土基本上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囊括了全世界，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方是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则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列强之间在经济实力和世界领土瓜分上的不平衡发展，终于导致了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的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的帝国主义特征，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已表现出来。但是，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帝国主义的特征在每个国家的表现形式、发展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美国　它是托拉斯帝国。托拉斯是美国垄断组织最普遍的形式，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垄断程度更高的垄断组织。参加托拉斯的企业，完全丧失了生产上和商业上的独立性，被联合为一个庞大的企业，由理事会统一经营管理，各个资本家变成托拉斯的股东，按照股份取得股息和红利。到20世纪初，美国各重要工业部门一般都已为一两个或几个大托拉斯所垄断，形成了各部门的所谓“大王”。如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摩根等。举世闻名的美国钢铁公司，福特、通用、克莱斯勒3家汽车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托拉斯，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当时，各大托拉斯控制各部门生产的情况是：占石油的95％，占钢铁的66％，占化学工业的81％，占金属工业的77％，占铝业的85％，占制糖业和烟草业的80％。托拉斯已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力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美国所以成为托拉斯帝国，成为垄断资本最发达的典型国家，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分不开的。美国在历史上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又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没有陈旧的固定资本的牵累，又充分利用了外国的先进技术成就、大量资金和大批移民劳动力。这些条件使美国比较顺利和充分地利用了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一开始就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了许多规模巨大的企业，这就为美国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奠定了基础。
　　德国　它是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是在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妥协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容克地主阶级，在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给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虽然经济发展较快，工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比较高，但它的垄断组织普遍采取较低级的卡特尔形式。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仍然保持经营的独立性，只是根据协定瓜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规定标准价格。1911年，德国共有550～600个卡特尔，它们广泛地分布在采煤、冶金、电气、化学、纺织、皮革、玻璃、砖瓦、陶器、食品等一系列部门。卡特尔成为德国最普遍的垄断组织形式，是与德国经济中广泛存在封建残余分不开的。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劳动人民进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工人工资低，人民群众购买力低，国内市场狭小，争夺市场的斗争异常尖锐，从而推动了缔结划分市场和规定售价的卡特尔的发展。同时,封建势力的存在,封建行会传统对经济影响很大，工业中与少数大企业并存的还有大量的小企业，它们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这为在生产上进行联合的托拉斯的发展造成了困难，而卡特尔最易于把为数较多而技术状况比较悬殊的企业组织在一起。
　　容克地主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结合，使德国帝国主义特别富于对外侵略性。在国内阶级矛盾和市场问题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德国地主资产阶级为了转移人民视线，同英法帝国主义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积极地投入了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并最早走上了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英国　它是殖民帝国主义。英国是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实现产业革命的国家，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它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工厂”。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它的经济发展相对地缓慢下来，工业生产集中的速度和程度，垄断组织的数量和对经济的统治程度，都低于美国和德国，而且垄断组织的建立也比美国和德国晚10～15年。英国垄断组织较大发展是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虽在多数部门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垄断组织，但在纺织、煤炭、冶铁等一些旧工业部门还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这与英国经济发展缓慢，旧工业部门牵累较大有关，同时也与英国实行自由留易政策有关。
　　但是，在资本输出和从领土上瓜分世界方面，英国却表现得非常突出。殖民地对英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从17世纪初起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体系，以后又夺得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到1914年，英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面积的1/4，占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总和的1/2，为英国本土面积的111倍以上；拥有的殖民地人口达39350万人，为英国人口的8倍以上。在大量侵占国外领土的同时，英国又进行了大量资本输出。到1913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总额已达4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民财富的1/4,占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一半。英国资本的输出，一半以上是投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英国最大的垄断组织也是产生在垄断殖民地原料生产和销售的领域。如在南非创立的大垄断公司德比尔斯采矿公司，1907年英国资本与荷兰资本共同创立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1909年创立的英伊石油公司。英国对外投资的收入，不仅超过了对外贸易的收入，而且超过了工业的收入，英国成了典型的殖民帝国和食利国。
　　法国　它是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类似英国。它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工业发展相对缓慢，集中的程度也远不如美国和德国，垄断的程度也比较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工业人口仍然少于农业人口，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工业国。而在工业中，重工业又不很发达，以时装和奢侈品为其特色的轻工业占居优势，工业中广泛地存在着大量中小企业。
　　法国和英国一样，也握有大量的殖民地和输出资本。1914年法国拥有1060万平方公里面积和5550万人口的殖民地。就面积来说仅次于英国和俄国，占第三位，而在人口上则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1869年，法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为100亿法郎,1900年增至300亿法郎,而到1913年激增到600亿法郎,大大地超过了同一时期国内投资的总额，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输出国。法国的国外投资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投资的60％以上集中在欧洲国家，最多的是俄国，其次是土耳其、奥匈帝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大量输出借贷资本带来的巨额利息收入，加强了法国的腐朽寄生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食利者阶层达200万人之多，连同他们的家属，竟占全国人口的1/8以上。
　　俄国和日本　它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俄国和日本在基本方面是十分相似的。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进行的，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势力。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并采取极端残的专制主义的政权形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多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并都在经济上对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依附性。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虽然也确立了垄断资本的统治,但在国内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封建关系，在工业技术和其发展水平上大大低于美国和西欧，大部分设备靠进口，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在垄断组织上，俄国普遍采取辛迪加的形式。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商业上丧失了独立性，商品销售和原料购买完全由总办事处办理，但是在生产上仍然保留其独立性。这种只在商业上进行联合的垄断组织的大量产生，是与俄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之间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巨大差别相联系的，也是与封建关系的广泛存在使国内市场问题十分尖锐有关。而在日本，作为垄断组织最高形式的“财阀”，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俄国、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这两个后起的经济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都异常尖锐。专制主义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对外侵略，夺取国外市场和殖民地，借以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
[编辑本段]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集中与生产集中高度发展，在主要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居支配地位的垄断组织。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单一单位企业和在此基础上的分散竞争已经成为历史。主要产业部门大都已形成寡头垄断格局。
　　第二，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日趋溶合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又形成金融寡头。在工业垄断资本形成的同时，银行业的竞争造成银行业日趋集中和银行垄断组织形成。银行垄断组织的形成，使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借贷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并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在一起。这表现在：
　　（1）银行支配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少数大银行可以通过存放款及其他金融业务，了解工商企业的状况，监督其经营活动，并通过扩大或减少贷款来影响工商企业可支配的资本数量，决定它们的命运。
　　（2）促进和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形成。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长期贷款的增加使银行与工商企业的命运紧密结合。一方面，银行信用增加了大资本的实力，在竞争中自发地推动了资本、生产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银行也开始有意识地促进有信贷关系的企业之间达成协定，形成垄断组织。
　　（3）银行成了交易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银行成为股票与债券买卖的场所，并代理工商企业发行有价证券，使一切工商企业的创办与扩大都要通过银行。这使得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日益相互渗透并且在人事上实行联合，其结果是形成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少数既控制银行又控制工业的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即所谓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充分利用股份公司制度提供的参股、控股办法，从上到下、逐步放大，对众多企业进行控制，支配更多的企业，形成庞大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这种控制办法被称之为“参与制”。
　　第三，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资本输出就已经存在，但不占重要地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由于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而资本的本性又必然使其对利润率较低的生产部门不屑一顾，从而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力价格低廉，则为资本输出提供了对象和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特征十分明显。资本输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借贷资本输出，二是直接资本输出。不论哪种形式，在促进和推动落后国家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人民的控制和剥削，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片面发展，民族经济衰败，增强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第四，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随着各国资本输出的增加，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势力不断扩大。各国最大垄断组织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国垄断组织为了获取垄断利润，一方面利用国家政权，建立关税壁垒，限制国外商品输入，以维护垄断价格；另一方面，又通过绕过关税壁垒及倾销等政策，与外国资本展开较量。这种较量的结果往往给各国垄断组织带来巨大损失。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两败俱伤，各国垄断组织寻求暂时的妥协，组成国际垄断同盟。国际垄断同盟是不同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组织，为保证获得垄断利润，从经济上分割世界而建立的一种暂时的国际经济协定或联合。国际垄断同盟的主要形式有国际卡特尔、国际辛迪加、国际托拉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国际卡特尔。参加国际卡特尔的各国垄断组织，主要在流通领域，通过缔结价格和销售协定，来共同瓜分世界市场。到1914年缔结的正式国际卡特尔已有116个，其中著名的有国际电气卡特尔、国际铝卡特尔和国际钢轨卡特尔等。
　　第五，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垄断阶段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瓜分殖民地、建立殖民体系的肮脏交易。由于落后的殖民地可以作为垄断资本的廉价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并为过剩资本提供有利的投资场所，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卷入了争夺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狂潮。从1876年到1914年，列强共掠夺了近2500万平方公里领土，使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3沦为殖民地，占世界总人口56%的人群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列强之间进行激烈斗争，并最终酿成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